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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Ｏ县，去往 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附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现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现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王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俄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思。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子，没有朋友，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别人才会把你记住。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我便是这样，用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备了文学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对每一个故事内涵的开掘。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这个故事深层的独特性在哪里。比如在《走出疯狂》的采访中，被采访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逍遥派！”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故事的独特性——一个逍遥派的典型。这是文革中相当广泛的一类人，他们对文革抱着独特的态度。尽管被采访者更有兴趣谈他做红卫兵时几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但我着为诱使他讲出由狂热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遥派的内心轨迹，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采访过程当做文学化的过程。
依我来看，纪实文学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学化。纪是采访和写作，实是真人真事，文学就是文学化。我给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尽量从被采访者口中调动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坚信这部作品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故事来源于严酷的真实，我则要做到真实得严酷。
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抢，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胚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 “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拚命干活改造。
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风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大该怎么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