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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础悼山猓胁豢煽章燮湮模芏绕淅怼＜慈缱釉⒀裕狡涫露辔谟卸疗湮淖置铮允窃湓淇山猓拇幼炙常裼兄榇螅柿钇溆镌诳上豢上湔吆酰恳跃Ъ沂凳虑笫侵ǘ磷樱湟嫖尴蕖４蟮痔斓丶淙饲槲锢恚轮菱鱿四┲拢匪荒芫≌撸硬课薏挥兄淙っ畲Γ现酚纫滓巳胧ぁ９什欢磷樱恢呃坊z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熹语，转引自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
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8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④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48年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颖州府夏教谕书》。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朱慎南遗书序》。
④《谕纪泽》，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孙芝房刍议序》。
①《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戴，戴震；江，江水；钱、钱大昕；秦、秦惠田；段，段玉裁：王、王念孙；皆清代著名汉学家。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荀子·礼论》。
⑤《论语·为政》。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彛Α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言第二，宜讲汉学。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讲汉学。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②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④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之洞认为，“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②为避免士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前茫然无措，虚掷年华，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一、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