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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表演的就是学员了。1025车组与任何中国人社会一样，矛盾重重。其中最主要的矛盾，首先当然是存在于学员与教练之间，即学员们对教练提出的“潜规则”的具体实施方式或程度所产生的反感、矛盾和妥协。其次是在学员之间，也同样存在复杂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大款老差与其他人之间，老差成为“公敌”，原因很简单，仗着钱多要搞特殊化，自然招人怨恨。于是，痛宰老差就成了1025车组的一项业余功课，临时社会中也有阶级斗争。
表演得最精彩的人，当属学员苟记者。影片原名《打左灯，向右转》，直白的说法就是说一套、做另一套，苟记者最为典型。无论是套话、大话、废话、空话还是假话，苟记者都最为专业，任何话到了他的嘴里，味道就是与众不同。校长命令大家停止训练去洗车，大家都不想干，绿豆说他要回去给沙发里装砖头…这是做假货、但没有说谎话；程芬说她身上不方便——虽然真假难辨、却也不无可能；唯有苟记者说的请假理由最为堂皇：“要送稿子，不能耽误发稿，报纸是党的宣传喉舌！这是政治问题！”听起来就是训练有素，显然与众不同。
苟记者最精彩的表现，是他当真能将坏事变好事：程芬踩不住车刹差一点车毁人亡，苟记者硬是化腐朽为神奇，将一场事故导演成学员绿豆的“一曲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他的导演，得到了车组全体成员的赞同和支持。当苟记者问大家“我这回没说假话吧”的时候，所有人都附和说“这回说的是真话！”于是大家群策群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忙拍摄假新闻照片，派定大款老差出钱购买报纸版面。老差说“不是反对有偿新闻吗？”苟记者说得好：“现在好人好事的报道那么多，凭什么给你先上？你不留下点‘深刻印象’＇做点钱状＇，人家能给你登么？”
再说车组/驾校之外，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大舞台。其中有更精彩的演出。片中精彩的片断之一，是绿豆偷了井盖，李校长因此出了车祸，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公愤，苟记者联合电视台就马路上井盖经常丢失而采访有关领导，记者问为什么不斩断偷井盖、收井盖、买井盖的中间环节，领导的回答是：“如果买＇偷来的＇井盖，那就只要花60块钱；如果另造井盖，则要花几百块钱；如果斩断中间环节，偷井盖的人就会打碎了卖，那么国家就要花几百块钱去造井盖！”——这话说得逻辑谨严、合情合理，叫人不得不服。进而，记者问如何解决这一怪圈，领导的回答更加巧妙：“我们正在研制水泥井盖！”
精彩片断之二，是苟记者所在报社的主编对那篇绿豆救人的假新闻稿十分赞赏，还顺便将这篇稿子与苟记者所写的另一片题为《怪圈》的关于城市下水道的…新闻稿做了对比，说那篇写得也不错，但就是“阴暗面太多了点，不够积极”；而这篇《车毁人亡，千钧一发；舍己救人，力挽狂澜！》就不同啦！“多有气势！”可见在这个报社总编眼中，新闻稿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积极与否、有无气势、能不能对安定团结做贡献。
精彩片断之三，是日本赞助商访问驾驶学校，一贯痛恨日本人的李校长发表了一番并不友好的演说，使得为此次活动担任翻译的中国小伙子感到十分不安，幸而在座的公安局长当机立断，让翻译另创一套关于中日友好的标准化说辞。可见，说假话——“译”假话——还真意义重大，为了国家大事，局长当然有必要改变下属的“个人”说法。
精彩片断之四，是街道气功协会的一帮老太太主动上门，要对绿豆的瘫痪在床两年之久的妈妈进行气功治疗，这些虔诚的老太太坚持不懈，居然当真让瘫痪两年的绿豆妈在大家的搀扶下站起来了！联想到影片中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学员杨伟遭受到的“阳萎”的讥笑和精神病的传言81，不难想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文化寓言（1）
1993年，在《站直啰，别趴下》和《背靠背，脸对脸》之间，黄建新还拍摄了一部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小说改编的影片《五魁》。
这是黄建新电影中唯一的一个另类作品。一贯长于描述当代城市社会现实的黄建新之所以要去讲述一个往昔中国西部乡村的传奇，据说“当时，他对小说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如何变成一个土匪。另外，他试图采用类型片的结构，全部偷换类型片的内容，看看这样做还能不能拍成一部影片。他觉得这样试一把、尝试一个新路子也很有意思。”结果却是“在拍摄现场，他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灵感，缺乏一种创作的激情。可以说，拍摄《五魁》对他来说是一个制作过程，而不是一个创作过程。”82批评家将这部作品说成是黄建新创作的一次“闪失”、一处“歧路”83。黄建新后来也说自己“不太喜欢自己这部电影”84。以至于再后来谈及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很少有人提及这部作品。
实际上，这部作品问世之际也得到了不少正面的评价85。当然也有不少批评，如“不可否认的是，影片中大量存在的一些意象符号过于陈旧”86，又如“黄土地、黄沙滩、黄河水的故事，红灯笼、红轿子、红盖头的故事，偷情、抢亲、私奔的故事如今已充满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耳目，要超越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可能。”87甚至有人说 “第五代电影如今已风骨尽失，徒存皮毛。其证明就是一向与第五代若即若离的黄建新却在1993年拍了一部貌似经典第五代形态，实际上只徒有其皮毛的影片《五魁》。”88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看到其中有张艺谋电影的痕迹：《五魁》的一个年轻的脚夫成为少奶奶的情人、并最终成为一个土匪，像《红高粱》；其中偷情的情节像《菊豆》，只不过染坊变成了豆腐房；“宅院中国”及礼教杀人、灯笼高挂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其中新媳妇、柳家老太太、男女管家、新媳妇的父亲等形象设计，包括他们的言说方式、婚礼场面、丧礼场面、红黑色彩表意等等，看起来也都很眼熟。
虽说这部影片中的“世说”缺少足够的“新语”，但若从“成人的寓言”角度看，《五魁》中仍有黄建新一贯的“成人难”的主题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仍然是一部黄建新电影。影片中的五魁，一直是、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憨憨厚厚脚夫、勤勤恳恳的长工、服服帖帖的奴隶。当然，他也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年。有人说五魁终究不过是一个“豆腐男人”89，很有见地。做豆腐是他的日常工作和专业特长，也是他的性格写照，同时还是他的命运象征。五魁不是一个英雄，开头不是，结尾还不是。五魁是一个典型的奴隶，从这一角度看，这部电影是讲述一个奴隶的故事：从“做稳了的奴隶”的五魁，讲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五魁。五魁最后去当土匪，决不是英雄的起义，而是鸡公寨的柳老太太将他驱逐，“官逼民反”，这不说明五魁有什么英雄气质，而是相反，是由于“想当奴隶而不得”。他并没有创造历史，甚至也没有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他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可怜的历史玩物。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整部电影中，我们居然没有看到过一片青草、一枝绿树，甚至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丝代表生命的绿色，我们看到的只有沙漠、荒山、戈壁、干土。五魁前往白风寨的路上曾两次出现过一棵树、一条河，但是一棵早已枯死的树，和一条早已枯死的河。这当然是一种明确的象征。影片的最后的字幕说“事后，鸡公寨父老在阴阳坡为柳太太立起贞节牌坊，逢年叩拜”，虽属文化杀人的老调，其中却有黄建新的愤懑与忧思。
五、人生困境
完成了“城市百态三部曲”，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又出新招，一连拍摄了两部与警察有关的影片《埋伏》＇1996＇和《睡不着》＇1998＇。这两部电影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警匪片。这两部影片的真正相似之处也不在于警察故事，而在于作者的镜头，从社会世相即城市百态，转向了不无荒诞性的具体人生困境。
《埋伏》明明是根据方方的同名小说改编，但一位俄罗斯影评人却毫不犹豫地指出：“1996年，两位中国导演——黄建新和杨亚洲——把《我保证》的故事搬到了当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编为影片《埋伏》。影片没有指明这一原始出处。”90——《埋伏》的小说和电影作者是否受到了《我保证》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其间有明显的区别：《埋伏》并没有像《我保证》那样执著于对存在的荒谬本质作深入的追寻，而是重点讲述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及其荒诞世相。
影片讲述的是：船厂发生恶性杀人案，因为公安局人手不够，需要船厂保卫科协助，于是保卫科长田恭顺奉命带领干事叶民主在第七个埋伏点设伏。纪律是：一要保密；二不许随便离开；三是不许随便换人；四是没有接到通知绝对不许撤岗。后来公安局刑警队电话通知船厂保卫科撤销埋伏点，但保卫科干事邱建国却因为打牌而将此事抛之脑后，结果是田恭顺因未能及时治疗而不幸病逝，而叶民主再次对百林食言而差点失去女友，更不必说在孤独绝望之中坚守，实际上成了水塔上的孤独的囚徒，差一点窝囊死去。
可是，又正因为邱建国忘了通知叶民主撤岗，才使得叶民主这个埋伏点继续坚持工作，而且居然还真的发挥了作用，为最终抓获罪犯嫌疑人立下了大功。如是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情境：正因为邱建国玩忽职守，才使得叶民主继续坚守岗位，并导致最终罪犯落网；如果邱建国没有玩忽职守、而是及时通知叶民主撤岗，罪犯嫌疑人很可能会因此而拿到钱物后逃之夭夭，此案也就难以结案。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文化寓言（2）
更加荒诞的是，在叶民主处于极度绝望的困境中给予他巨大精神鼓舞和支撑的神秘电话，竟来自一个坐在轮椅上且根本无法听到人说话的聋子，且从他一连四次对前来访问的叶民主说“我不认识你”的情形看，这位思想工作大师的精神显然不大正常。我们根本无法判断这个沈先生到底是神＇沈的谐音＇还是人；是一个超凡的智者，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甚至无法判断这些神秘电话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叶民主的心灵幻想91。
与以前的影片相比，《埋伏》的电影形态似乎更加特殊，写作方法在纪实与写意之间，表面上看是一部社会现实的传真，仔细审视后却又似乎更像是一部人生寓言游戏。叶民主的言行举止真真假假，沈先生的表现神神道道，电影镜语也虚虚实实，警察杨高每次审讯前都要对镜子挤眉弄眼如同表演，大的行动之前更有摄影机跟随似乎要对影片的人物和故事进行自我解构。
影片的真正主旨并非讲述埋伏的故事，而是这两个埋伏者的生存境况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报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影片中的田恭顺和叶民主，实际上是黄建新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两个类型人物，田恭顺是赵书信—五魁式传统人格的延续，典型特征是恭顺忠诚且显然压抑自我；而叶民主则是石岜—高文式半拉子新人的再度浮现92。典型特征是人格觉醒又有些玩世不恭。这两个人是两代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婚姻和爱情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观；然而他们又有共同的处境，那就是被任务所牵系，同时被同僚所忽视，这就使得他们的故事和形象有了重要的象征价值。埋伏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困境，更是一种人生困境的深刻象征，从这一意义看，影片《埋伏》的主题，乃是作者对这种人生困境的深切关怀和强烈愤懑。
如果说对这部影片有何不满，那就是，智者的形象设计本来很好，电影的编导却要画蛇添足，让这个智者说了一连串本不该说的废话，诸如“我相信你们是公正的”、“你是我遇到的最有智慧的人，居然了解到了我的嗜好”等等。编导让智者如此不智地罗嗦，显然是要让他为埋伏的“意义”作证：“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见见在水塔上埋伏的那些人。你很高明，可是你的手下更可贵；要不是他们在那里埋伏，我早就取到我要的东西走了。三十多天，一般的人都做不到。可是他们却做到了。如果你见到他们，请代我带句话，说我尊敬他们！”作者似乎怕观众对叶民主、田恭顺埋伏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充分理解，才出此下策，让片中人物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影片更大的不足，在于作者的眼光局限于对故事的荒诞性展现，而不是对田恭顺、叶民主的存在本质的深刻追寻。进而，由于对喜剧效果的侧重，也影响了影片的深度挖掘，从而固然记录了历史的表象，但却始终徘徊在哲学的门外。实际上，影片的结尾，作者在人为地抚平人物心灵的创痛，让太阳高高升起，为影片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从而堵死了深入挖掘的洞口。
根据范东峰小说《小街派出所轶事》改编的影片《睡不着》，讲述一个警察的人生困境：优秀刑警吴济堂在解救人质过程中，击毙了劫匪，却又让人质心脏病突发而死，因此从刑警队调到派出所，从此夜夜做恶梦、睡不着，而且厄运开头就没完没了，一直到死在劫匪的枪口之下。
吴济堂的人生悲剧当然并非宿命所定，而是出于性格和环境的冲突。
先说性格。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派出所，吴济堂都是一个优秀的警察。作为一个人，吴济堂的性格似乎是《埋伏》中田恭顺与叶民主性格的奇怪组合：在工作上认认真真勤勤恳恳，而在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做事讲究原则，说话却信口开河；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因此，吴济堂虽然能干，但在李所长等人的心中却是“问题人物”，明显的“另类”。而吴济堂偏偏不明白，人属于单位，而单位属于领导。与领导搞不好，无疑是自讨苦吃，而吴济堂做梦都在抓罪犯，根本就无暇顾及单位人事，从而不断与环境产生冲突。
环境方面，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吴济堂的顶头上司李所长。李所长并非坏蛋，只是一个正常的领导。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而单位的领导当然就是家长。李所长官职不大，但领导身份意识却强，听听他与新来的警察小张的一系列对话就可明白：1、“你要靠拢组织啊！”2、“最近有没有听到群众对我们有什么反应啊？”3、“这个吴济堂，居然敢公开违抗上级的命令！”4、“我不是要给他小鞋穿，我是怕他犯错误。”5、“最近吴济堂对组织、对领导有什么反映没有？”6、“作为一个警察，你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年轻的小张很快就对此心领神会，但吴济堂却始终不明就里，对李所长一如既往。李所长早就说“收拾”吴济堂，结果果真如此：吴济堂被诬为强奸犯而被停职反省，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周晓霞与李所长、警察小张及有关方面的“合谋”93。
在影片中，派出所的大门虽很宽阔，门上国徽也非常醒目，但国徽之上却还有一道传统建筑的门头。派出所的内部，乃是一座封闭性的建筑，关门之后就自成一体，像是旧式衙门，更像是官家宅院，家居温馨随历史灰尘扑面而来。而派出所的外面，则是古老的城墙，拥堵严重的街道，远处才是现代化高楼。有意思的是，凡是与单位有关的镜头画面，总是古旧挤窄；而与吴济棠及其家人关联着的场景大多是现代化的自选商场、立交桥、林荫道、阶梯教室、时装商店、婚纱影楼，吴济堂带着女儿经过新世纪广场的镜头，现代化的建筑，难得一见的绿草地，抒情的音乐，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之中。
再看影片的人文环境，即“派出所轶事”。第一个例子是执行任务后，大伙要求所长慰劳，气氛融洽，亲如一家。结账时发现太贵，所长带的钱不够，只好拿公家的罚款来结账。理由是“为人民忙了一夜”，用公家的罚款吃一顿理所当然。只有吴济堂一人不以为然，硬要提议大伙凑份子，破坏了“家庭气氛”，损害了“家长威信”，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吴济堂的另类形象格外明显。
第二个例子是警察小张将一对夫妻抓进了派出所，原因是他们在一辆小车里“鬼混”，被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