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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部分走向新的振兴（1）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人民革命党的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和新兴的政权，进行了艰巨而惨烈的斗争。
苏赫巴特尔，1893年2月2日出生于买卖城的贫苦牧民家庭。五岁时，举家迁往库伦谋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岁，被雇用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后来又回到库伦打短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封建主和喇嘛首领对下层劳动牧民的残酷剥削。1912年，他十九岁应征参加了“蒙古自治军”，不久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军队当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他在军队里受到几个同情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教官的影响，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十月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苏赫巴特尔从军队退伍后，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由于他生活艰难却很讲义气，很快有一些人聚集到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小组。1919年秋，他与乔巴山组织的革命小组开始合作，于1921年3月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
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于车臣汗部（今东方省）克鲁伦河畔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忍痛把他送进喇嘛寺院。他在寺院忍饥挨饿地当了两年喇嘛，便偷偷逃了出来，时年十七岁。1912年，他流落到库伦，在经历了一段辛酸生活之后，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学习非常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库伦，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便把与己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于1919年秋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并与苏赫巴特尔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小组合作，从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俄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取得了革命胜利。1921年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政体采用了保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帝的君主立宪体制。苏赫巴特尔在政府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乔巴山任军事部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地区的温甘伦残余匪帮的斗争。当地的人民革命党人，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并组织游击队与白匪战斗，但由于力量弱小，没有取得进展。苏俄远东共和国派遣西部一支骑兵小分队支援游击队，结果被白匪包围，与游击队一起共同战斗十余天，弹尽粮绝全部牺牲。苏俄红军远东司令部遂派大批正规部队，由库伦向西和由伊尔库次克向南，两路进军乌里雅苏台夹击白匪军，于1922年7月全歼白匪残余势力，生擒温甘伦，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其次是镇压沙其喇嘛的反革命暴乱。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关系密切。他不仅曾怂恿哲布尊丹巴秘密勾结温甘伦白匪，而且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暗中进行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他利用失势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对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广为收罗党羽，并秘密从西藏等地运进武器，密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暴乱，进攻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便被人民政府获悉，人民军在库伦进行了大搜捕，暴乱阴谋被粉碎，沙其喇嘛被处决。
更严重的事件是人民政府总理鲍道企图发动政变。鲍道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还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蒙古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寺庙当喇嘛。革命发展到库伦，他离开寺庙加入人民革命党，受到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时被推选为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就任以后，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反对激进的改革，在国际上主张不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还应同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这就同苏赫巴特尔、乔巴山等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斗争的结果，鲍道辞去了总理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职务。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不仅在库伦积极活动，宣传他独特的思想，还向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阐述政治主张博取同情，甚至偷偷地于1922年5月跑到中国沈阳，动员军阀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回蒙古后继续同张作霖暗中来往。他的这些活动，当然为人民革命党所不容，最后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罪，将他及其同党沙格达尔扎布（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内政部长）处以死刑。
第一部分走向新的振兴（2）
1923年2月22日，苏赫巴特尔被人毒死于医院中，这对全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党无异于晴天霹雳。苏赫巴特尔在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中，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他虽然只有三十岁，也感到精疲力竭，便住进医院休养治疗。一天晚上，他服药后正躺在病房看报，忽然腹部剧痛，头晕目眩，昏迷不醒，医生进行急救为时已晚。后来检查，死于中毒。
乔巴山随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下令捉拿凶手。蒙古内防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将此案彻底侦破，最后逮捕了几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
事隔二十年后，1940年12月，乔巴山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是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毒死了苏赫巴特尔，目的是为了引起人民革命党的内部混乱，以达到阻挠劳动牧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
丹尚是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之一。苏赫巴特尔去世后，他担任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令。他同乔巴山由政治观点的分歧发展到内斗。在1924年8月4日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双方决裂，并在嗣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兵戎相见。丹尚及其支持者被逮捕枪决。
1924年5月20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君主立宪政体的蒙古皇帝，病死在自己的宫殿里。
6月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体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十天后，以政府决议的形式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11月8日，第一届大呼拉尔在库伦召开，经过十八天的讨论，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呼拉尔还肯定了蒙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总路线。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1921年以前，蒙古经济十分落后。游牧养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牧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居民生活必需品三分之二来自畜产品，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当时没有工业、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商业操纵在中国内地来的商人和俄、日、英等国的资本家手中。没有本民族的银行，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阶段。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1921—1922年间，首先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权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接着，又废除了旧社会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取消了封建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制度和农牧民人身依存关系。这些激进的民主改革措施，虽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但因有苏俄和本国军队做后盾，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从而为蒙古的经济和文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40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植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经济部门逐渐形成。牲畜存栏头数，由1924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头，达到空前的二千六百零四万头，全国人均三十多头。1948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国民经济建设纳入了计划轨道。
第一部分配合苏军抗击日寇（1）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
蒙古的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初步振兴，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不得不转向战时的轨道。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组建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蒙古的东部处于日寇的严重威胁之下。1921年进入蒙古的苏俄红军，在帮助蒙军击溃北洋军阀驻军、消灭温甘伦白匪军之后，一直没有撤退，他们大部分驻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军营里，蒙古百姓称该地为乌兰花（意译为红营盘）。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它成了蒙古保卫领土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在日军侵华的年代里，苏联军队保卫蒙古不受日军侵犯，的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事情并非苏联领导人讲的那么坦荡无私的“国际主义”。苏联只有毫不退让地保卫蒙古，才能保住它的远东地区。翻开东北亚地图，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广大的弧形领土，像一只展翅的巨雕，掩护住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地区，特别是苏联通往远东的运输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绕过贝加尔湖南端，就贴近蒙苏边境东进，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蒙古，在蒙苏边境打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远东地区即唾手可得。据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1939年，侵华日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占领了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在能否坚持抗战上陷于严重动摇，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派出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大为膨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认为，最后解决中国问题已指日可待，下一步在东亚的军事战略是“南进”（打入英美势力范围）还是“北上”（入侵苏联领土），应该予以定夺。坚持“南进”主张的主要是其军内传统影响势力较大的海军，而坚持“北上”战略的主要是掌握军权的陆军。驻扎在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同苏联开仗早就跃跃欲试。“南进”还是“北上”两种主张争持不下，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试探一下苏军的虚实。
日本关东军早在1938年7月，就曾经在吉林省东部边境与苏联交界的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地区挑起过边境冲突，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反击下，日军败北。关东军将领认为这个地区处于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倒牛角尖内，地域过于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海拉尔以南与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进行突袭，如果苏军不参战或者其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强，日本关东军就加大兵力攻占蒙古，为下一步进攻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建立基地。
诺门坎（也称诺门罕）在海拉尔以南约二百公里的哈拉哈河畔。哈拉哈河（苏联地图称之为哈勒欣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流入贝尔湖。这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势平坦、开阔，低洼处有沼泽。翻开蒙古地图可以看出，蒙古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像一只犀牛角插入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地理形势对日方不利，日本关东军早就想把它切掉。位于这个突出部东北角的哈拉哈河，传统上是在蒙古境内，但边界从未划定，给了日本人可资挑衅的借口。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巡逻，“满洲国”警备队奉命把他们赶回河的西岸。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范围越来越大，遂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哈拉哈河战役（苏联称之为哈勒欣战役）是一次关系远东战局如何发展的战役，孰胜孰败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和蒙古都是十分重要的。
蒙军在哈拉哈河战役中，配合苏军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洗礼”。
蒙军从1921年诞生时起，只在当年跟随苏俄红军攻打过北洋军阀部队驻守的买卖城，而那时它只不过是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后来组建正规军，数量也不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直接威胁到蒙古东部的安全。蒙古政府决定扩军备战。到1937年，蒙古武装力量（包括作战部队和军事机关、军校等）已发展到四五万人。当时全蒙古人口约80万，军事人员占5％—6％，这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度来讲，动员程度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蒙古是马背上的国家，青年人个个都是善骑好斗，入伍后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驰骋飞奔；他们性格强悍，经过一番军事训练，就可成为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参加哈拉哈河战役的蒙军骑兵师打得很好，蒙军装甲营在巴英查岗的争夺战中打得尤为出色，受到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将军的嘉奖。
第一部分配合苏军抗击日寇（2）
哈拉哈河战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5月11日至31日。
日蒙双方边防冲突逐渐升级之后，日军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投入战斗，并动用一个轰炸机中队。蒙军处境不利。苏军驻蒙古第五十七特别军（1937年9月增驻蒙古）以最快速度调来哈拉哈河前线，该军军长费克连科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