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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第一部分苏军重新大举入蒙（1）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与中蒙关系剧烈改变同步，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
1963年，中蒙边境没有任何异常。中国此刻正在为克服三年天灾人祸酿成的危机，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说军队有调动，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为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想乘大陆经济困难进行“反攻”。因此，苏军重新入蒙，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支持泽登巴尔集团，更严密地控制蒙古。扑灭“洛呼兹事件”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蒙古的亲苏政权必须依照“历史经验”，用“刺刀”保卫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赶走中国援蒙员工的同时，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这个旅的大部驻色楞格省的达尔汗，修建大量的楼房住宅；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从事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的修筑。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一些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有的到中国驻蒙公司的建筑工地讨酒喝。乌市东北的乌兰花热闹起来，大量建筑材料运进去，入夜电焊火花一直在闪烁，据说要在那里建指挥部。通往中蒙边界的铁路沿线，也传来了苏军在一些车站附近开始修筑机场和营房、仓库的消息。
1966年夏天一个下午，使馆全体人员打扫卫生，有几个同志在院子里剪除枯草，猛然发现从使馆与音乐舞蹈学校交界的墙头，先后跳进十三个苏联士兵，他们旁若无人、大模大样地并排向办公楼走去。使馆办公室的小刘马上截住他们进行询问，他们起初爱理不理，后来听说这是中国大使馆，随便进入就是侵犯了中国领土，都显得有点发慌，一个下士连忙表示道歉，说走错了路，不知是中国大使馆，一面说一面带着士兵向使馆大门走去。使馆工作人员马上把他们兜住，带进使馆的办公楼门厅，办公室主任老刘让小沈和小毛分别进行盘问。个个小兵都不开口，只有那个下士答话，说他是副班长，奉上级命令寻找失踪的几个士兵。问他为什么跳墙进入中国使馆，他讲上级命令是全连拉成一道防线，从东往西推进，遇到任何障碍都要越过，不能绕行。问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他说属于第二建筑旅。接着他又连忙道歉，请求放他们走。之后，小沈把他们交给大门外值班的蒙古警察，那个副班长迈出使馆大门时，还回头望望办公楼上的中国国徽。
驻蒙苏军为了寻找失踪的士兵，就明目张胆地在蒙古首都搞“拉网扫荡”，他们把蒙古的主权践踏到何种程度！对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妄为，在蒙古老百姓的居住区那不是要搞得鸡飞狗跳！
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4月，苏联的陆、空军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蒙古，据说有大批坦克绕过乌兰巴托向南开进。乌兰巴托街道上的苏联军车越来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筑部队车辆，还有蓝牌子的作战部队车辆，许多车开得飞快，时常发生车祸。据华侨协会主任向使馆报告：夏天，有一骑摩托车的华侨被苏军车撞翻受伤，苏军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乌市郊区，苏军车把一华侨撞死，苏司机啐了一口唾沫，依然驾车飞驰，过路的蒙古司机看到后，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第一部分苏军重新大举入蒙（2）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9时45分，我们来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站在苏联驻蒙使馆一伙男男女女旁边，好像故意给我们迟来的留出这么一块地方。
10时整，庆祝活动开始，天气不怎么太冷，但是阴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领导人讲话，广场里回声挺大，我们的三位蒙文译员，两位侧耳静听，一位用小收音机通过耳机听蒙电台的即时播音。约二十分钟，讲话结束，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
阅兵开始了。首先，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乘车检阅参阅部队，大概因为参阅部队多，用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席台发表讲话。然后，分列式开始，蒙军仪仗队走过，蒙军汽车载运部队、装甲输送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等方阵接连进场。蒙军过完，冷场五六分钟，两辆小型装甲汽车为先导的苏军出现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苏军！”接着，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和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等，排着方阵开过去，最后是八十余辆T62坦克（大约一个坦克团）排成的几个方阵，在街尽头加速时冒出一团黑烟，然后轰隆隆从观礼台前驶过。观礼台上的苏联人和一些蒙古人热烈鼓掌。全部机械化的苏军队列，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过完，坦克吐出的浓烟，在观礼台前缭绕。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阅兵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队伍中除了举着蒙苏两国国旗外，还举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画像，而蒙方领导人的画像，只有泽登巴尔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两个人，令人看后觉得甚不相称。游行群众，头几拨情绪相当热烈，不断呼口号，后来的就稀稀落落，举举手中小旗喊几句。最后是体育表演队伍，其中摔跤手光着膀子，不断挺着胸脯，拍拍大腿，跳跃走过，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们显得毫不畏葸。
苏军作战部队公开出现在蒙古的阅兵式上，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示威行动。
回馆路上，小沈发问：“为什么蒙方今天没反华？”
小毛说：“他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小毛这话说对了，苏蒙当局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
第一部分苏军重新大举入蒙（3）
小沈告诉大家，群众游行时，他同旁边一位苏联使馆的妇女交谈，她50年代在中国呆过几年，说中国同志热情友好，两国那时互通有无，日用商品什么都有，现在国家关系坏了，中国的东西看不到了，用中国话来说，只能是有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过的时候，苏联一位妇女（估计是苏联使馆外交官的夫人或者工作人员）竟有另外一种想法，真是“百步之内必有香草”！
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据了解，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在乌兰巴托东三十多公里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一个在东方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的铁路沿线；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在修建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点修筑了防空导弹阵地。乌兰花的军事指挥部和大片的部队营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静谧的草原，而是到处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集团已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1968年3月，蒙军领导机关——人民军事务部，改为国防部，扎米扬·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任国防部长。从30年代起，蒙古政府内设有国防部；50年代初，驻蒙苏军陆续撤走，1956年蒙古国防部改为人民军事务部，作战部队大部改为建筑旅，从事经济建设，一部分充实边防部队。人民军事务部又改回国防部，标志蒙军将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虽然1966年的红卫兵狂热、1967年的“夺权风暴”已成过去，但是内乱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斗死灰复燃，甚至动用了坦克。驻蒙苏军中传出这样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苏军坦克就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
中蒙关系似乎已开始进入军事摊牌的单行线。
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作战部队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又进一步增兵。从有关方面获悉：整个兵力为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