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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姆讲述考古的故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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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石板被伍莱发现了,上面镌刻的楔形文字证实了这座神庙的奉献者是“乌尔国王梅斯—帕达的儿子、乌尔国王阿—安尼———帕达”。      梅斯—帕达的名字在国王名单中,他是洪水之后第三朝的开山祖,也就是乌尔第一朝的开国之王。这样,这个一向被人认为是神话中的国王就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      本章开头谈及对黑猫的迷信、时钟盘12格划分法与60进位制的习惯,这些现代的东西,古巴比伦早就有了。从苏美尔到现在,文明如同一根线纵贯数千年。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文明间或把这根线暂时切断了,但这些文明大部分都是自生自灭了。苏美尔文明的创造力非同小可,无论何地,只要碰撞到苏美尔文明,就要留存它的痕迹。巴比伦和尼尼微这绚丽多姿的奇葩,就是从苏美尔的种子中孕育出来的。      有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在苏萨出土了。据考证,这部石刻不过是古苏美尔人的一些执法原则和惯例的发展。从现在的观点能够看出这部法典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指导思想是关于犯罪有一个十分清楚而又完整的概念。整部法典都贯穿着这种纯粹的法学态度并借此而排除了一些宗教观念。比如宗族仇杀,这是苏美尔之后的各国文化中不断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且本世纪初,欧洲的某些地区的宗教仇杀还不时发生,而《汉穆拉比法典》却早已规定禁止宗族仇杀。苏萨石碑文中同现代法律精神最相吻合的一点就是对非法行为采取报复措施的,只能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刑法是严厉冷酷的,法典规定了大量残忍的惩处手段,这是东方式暴政的标志。然而,这些并不对整体造成影响。《汉穆拉比法典》为客观态度树立了榜样,而这种客观精神又在贾斯丁尼安和拿破仑的法典中得到了体现。      在巴比伦,医学与巫术是分不开的。在拉丁语系中,“巴比伦”和“迦勒底”两个词都具有“巫师”的意思。究其根源,就在于此。而苏美尔是巴比伦医学的源头。巴比伦设有国家医学院。在很多情况下,医生必须按照宗教的规律行事,但医生有时是对国家负责的。《汉穆拉比法典》对医生的职业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比如第218条,关于某些医疗事故规定处罚办法如下:“如果医生用铜制手术刀给重伤者做手术,致使病人死亡,或者用铜刀给眼创病人做手术导致病人失明,应该把医生的手指剁掉。”苏美尔人崇拜星座,许多苏美尔的神和宗教仪式流传到了巴比伦和亚述,只是在名称和形式上略有差异而已,甚至一直流传到后来的雅典和罗马。      对太空和星体运动,巴比伦人也具有了一些科学知识。星座学、年历和计时的理论依据是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所提供的。巴比伦僧侣计算水星运动的精确度超过了后世的希巴克斯和托勒密。月球公转一周的时间,他们算出的结果同现代最精密的仪器测定出来的结果只相差4秒。      苏美尔人的60进位制与闪米特人的10进位制相结合的产物,就是巴比伦的数学。为了解决两种计数体制并用产生的某些问题,一种计算表就被制造出来了,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计算尺。巴比伦的算术看上去笨拙,却能表达极为巨大的数字。人们知道,即使在西方,庞大的数字也是近代的概念。例如,公认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有很高成就的希腊人,也把10000这个数字视为“一个巨大的、数不清的集合体”。直至19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懂得百万的概念,然而,库云吉克出土的楔形文字却记载了一套数学的计算程序,如果写成现代的数字,计算的得数应该是195955和200000000。直至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时代,这样的数字才重新回到计算的领域。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图)11

      然而不容怀疑的一点是,巴比伦的数学明显地掺杂有星相占卜的成分。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文化遗产中,大部分都杂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十分琐碎的事儿也把巫卜的内容加进来,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迷信巫术常常变成宗教的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巫师的邪恶表演。      后期的罗马和摩尔人的阿拉伯把这种影响传到了西方。西方有大量内容愚昧的书籍,《巫师的榔头》是其中较为开明的一部,撰写这部书的根据是一部楔形文字铭文,这篇铭文共有泥牌8块,题目是《燃烧》。      关于“黑头发”的神秘民族,我们不少的资料是由兰纳德·伍莱提供的,他举出一个建筑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苏美尔文明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入而又持久:    

      欧洲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建筑是没有圆拱结构的。对希腊来说,圆拱结构也是新鲜事物。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洲之后,圆拱被希腊建筑师大量使用,加上后来罗马的影响,圆拱结构渐渐变成了西方建筑的突出特点。圆拱建筑在巴比伦随处可见,公元前600年尼布甲尼撒重建巴比伦城时大量使用圆拱结构。至今以巴尔还能够看到一座圆拱建筑,它是巴比伦国王库里—加尔朱的庙,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普通市民的住宅,其门沟都是砖砌的楔形圆拱结构。在尼普尔,有一条古代圆拱排水道,它的建造年代更加古老。乌尔国王陵墓中有拱形屋顶,它的建成时间比这圆拱排水道还要早四五百年。圆拱建筑结构就是早期苏美尔文明流传到现在的一个鲜明的物证。    

      伍莱把自己的观点作这们的综合:    

      假如单纯以成就的大小来评价人类的功绩,那么在衡量了年代和环境的因素之后,应当承认苏美尔文明值得推崇。尽管它的成就并非十分卓越,但是,在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上,苏美尔文明有很高的地位。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因为它的出现而照亮了当时尚处于原始的、野蛮的世界。过去认为一切艺术从古希腊起源,而古希腊自己就像智慧女神一样,是从奥林匹亚的宙斯的头脑中突然产生的。这种认识现在已成为了历史。现在我们知道,人类智慧之花的蜜糖,实际上是源自于吕底亚和赫梯、克里特和腓尼基、巴比伦和古埃及,但是我们还知道,真正的源头还要古老得多,所有的一切都发源于苏美尔。    

      我们同几位考古学家一道到两河流域,到洪水淹过的地方,到乌尔国王统治过的地方探索了人类自己的起源,我们仿佛感觉到成千上万年前的习习凉风轻轻在我们身上拂过,我们看到了5000年前的人,不论是行善的,还是造恶的,他们都生活过、劳动过,也都已经死去了。到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在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长河中,几千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天罢了!      以上章节所讲述的考古发掘工作大体上没有超出地中海地区,下面,让我们把这个时代和这个地区放在一边,跟着考古发掘工作者的足印一起去另一个地方吧,虽然这个文明刚刚没落才几个世纪,但我们对它却是非常陌生的。和上面读过的古文明相比,这个地区是野蛮、可怕又不可理喻的。尤卡坦原始森林和墨西哥高原上的古文明,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图)1

     到这里,我们对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发现的概述结束了,对纵贯5000年的历史景观的描述也结束了,然而,工作还远远未做完。同时,前面论述的各项考古成绩的选择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对于各项出土成果的记载是按照这些文明遗址的地理位置来加以区分的;而不是遵循年代的顺序来排列了。这样,前面的四部“记载”就形成独立封闭的文明区域的画卷;它们是人类最先进的四个古文明区域。这里必须明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发达的古民族与广大的原始民族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极像“历史”与大自然、认识与本能、创造环境与消极生存之间的差别。      这里所说“尚且写不出来的几部记载”,指的是世界上还有三个古文明区,它们发达的程度与前面记载过的古文明不分伯仲。这些文明是赫梯、印度和印加文明。眼下,有关这些古文明的资料还不充分,无法概述成为前面四部“记载”的形式放在我们的叙述之内。      前面所记载的古文明是特意选择的几个地方,因为它们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有些不平常的情节发生了。其实,我们对印加人的了解并不比玛雅人少,只是在探索安第斯山的考古学家中,却没有产生过一个斯蒂芬斯或汤普森式的人物。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的了解很多,然而这些知识直接来自于很少的出土工作,这里之所以没有提及过两国文明的缘由就不言而喻了。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赫梯和印度河谷开展了彻底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将来笔者务必要撰写出有关这两个地方的“记载”来。但必须指明,纵然再写出三部来,世界上的先进的古文明也决没包揽无遗。对有文化的现代欧洲人来说,他能认识到的是,在基督教的欧洲传统之外,只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对他产生了精神影响。我们现在动手研究神秘的苏美尔人时,却开始认识到在这之前还有不为我们所认知的更加遥远、更加古老的文明。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是21代文明互相衔接连续接替的历史,而且这些文明之间大多为父子关系。      汤因比为何划出这么多代的文明呢?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文明就是“文化社会”,这与施宾格勒不同,施宾格勒的文明定义是“文化范围”,其规模就扩大了许多。比如说,汤因比把基督教东正教划分为拜占庭东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两个不同的体系,又如把日本、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区分开来。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图)2

      汤因比给自己的著作取了一个谦逊的书名,叫做《历史研究》,总共12册(从第一至第十册由D。C。索摩德尔编写了缩写普及本,共二册),称得起是近几十年来出版的最优秀的文明史巨著。这部书对施宾格勒早已批判的而现在的学校里还在讲授的“循序发展”的理论作了彻底否定。依据循序发展的理论,历史是按照“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的顺序发展的,而这已完全站不住脚了。      为了对现代的历史学家必须研究的古文明(包括笔者在前面谈到过的古文明)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让我们依据汤因比的观点把它们排列如下:    

      西方      拜占庭东正教             日本、朝鲜      俄罗斯东正教             米诺斯      波斯                         苏美尔      阿拉伯                      赫梯      印度                       巴比伦      远东                       埃及      古希腊                    安第斯      叙利亚                    墨西哥      东印度                    尤卡坦      中国                       玛雅    

      实际上,如果我们集纳其他权威的意见,那么古文明的总数至少应该增至22种。对淹没的亚特兰蒂斯文明,首先谈到的是柏拉图,从那时起有关亚特兰蒂斯文明的著作已经出版了20万册,但至今没有人能够对这个神话大陆的存在作出证实。亚特兰蒂斯文明被无数作品视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假如德国著名文化史家、非洲探险家利奥·弗罗本纽斯看到了汤因比的文明表,一定会加上“黑人文明”,另外,他也是一贯支持“亚特兰蒂斯文明”这一概念的。      谁敢说考古学家已经把世界上的文明古迹挖光了呢?无数的古迹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每一处都是一个谜,每一处都包含着某种文明的内容。这类文物之中,一部分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复活节岛上的260座黑火山岩雕像,当初每座雕像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也用黑火山岩雕制而成的,只是颜色为暗红色。这些雕像是缄默不语的,而同时找到的还有大约20块木牌,下面有符号,与象形文字类似,如果能够破译当可解开雕像之谜。      挪威探险家索尔·黑耶达尔为破解雕像之谜作出了贡献。众所周知,1947年春天,年轻的黑耶达尔就乘筏横渡了大西洋,筏是印加式的,并命名为印加太阳神。他从秘鲁的卡亚俄港出发,一路行驶,最后抵达土阿莫土群岛,目的是证明印加文明同南海群岛之间的联系。过了不到十年,他就前往复活节岛。他早期撰写的有关1957年的收获的大众化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接下来,德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塞尔发表了《复活节岛古文字破译中的若干原则》,书中的论点十分敏锐,并附有他对许多象形符号的解释。但到了1965年,黑耶达尔科学分析的资料连同一些铭文一起出版之后,对巴塞尔的解释构成了一种挑战。复活节岛的古文字,看上去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然而过去认为,要破译一种未知的语言与文字,必须有两种文字对照的词语,但这种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早在1930年,德国人汉斯·鲍尔一举攻下乌加里特语(古马加里特地方的闪米特语———译者注)这个难题,他只花了几个星期就从30个符号中正确破译出了17个。1947年,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台朴,赫尔穆特·博塞特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腓尼基和赫梯的象形文字,这又是一篇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找到它真是千载难逢的幸运。破译这种古文字的难题,曾使三代学者束手无策,至今就可望解决了。      但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破译工作却是由一位“业余爱好者”———年轻的英国建筑师麦克尔·温特里斯来完成的。克里特语中所谓的“B线”古文,50年来不断地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译出,而到了1953年,他却完成了破译工作,发现那些古铭文是古希腊方言。      近年来,电子翻译机出现了,并发展到了微机翻译技术;但微机翻译更重要的作用是合成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在破译古文字方面,数据处理技术是起作用的。


第四部分:关于庙宇的记载对古老的帝国作新的探索(图)3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有所扩展,可惜常常为愚昧的战争所打断。不少考古学家为专门钻研一个问题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比如法国人克劳德·F·A·谢弗专心致志在研究古叙利亚港口城市加里特;意大利人阿米迪奥·马尤里深入庞贝古城钻研40年,直至1962年才停止,但至今为止庞贝古城的出土面积还只占总面积的60%;从1931年起,德国人库尔特·比特尔就在哈吐萨斯(今波加兹柯依)发掘古迹;约翰·马歇尔爵士决心终身从事古印度文明的考古工作,1922年在旁遮普省西南部的哈拉巴出土了第一批古文物,1924年在摩亨佐·达罗挖出了文物,并证明公元前2000年印度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了。1946年,莫蒂默·惠勒爵士在哈拉巴发掘了一批古代碉堡,并发现这些碉堡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军事工程十分相似。1946年冬,巴基斯坦政府按照三年发展计划组建了考古部,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携手重新开发摩亨佐·达罗文明遗址。考古工作发现哈拉巴文明发展的规模比以前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并且证实了哈拉巴文明不是为外族入侵所灭亡,而是为洪水所摧毁。      一些重要文物的出土成了重要新闻,有的是因为本身的价值不菲,有的是由于出土的过程扣人心弦。兰纳德·伍莱因发掘了乌尔古迹而闻名,从1937年至1939年,后又从1946年起他两次在土耳其的阿拉拉克(今阿查纳)从事发掘工作,1947年,他宣布挖出了4000年前的雅利姆…里姆国王陵墓。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格卢克工作成果很大,最重要的收获是发掘的“所罗门国王宝藏”。古埃及金字塔是帝王的陵墓,而古墨西哥金字塔只是寺庙的装饰品,考古界一向这样认为,但墨西哥人阿尔伯托·鲁兹否定了这个一成不变的看法,因为1949年,他在帕楞克的玛雅金字塔里找到了国王陵墓。老一代的汤普森作为业余潜水员下达尤卡坦的玛雅圣井,并且捞出了金银财宝,而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专业潜水员捞起了1000件宗教用品和艺术品,而所花的时间不到四个月。埃及的扎卡利亚·戈内姆不听信别人纷说的再也挖不出古迹的说法,于1954年在撒卡拉附近发掘了一座金字塔。      在土耳其境内的卡塔尔·胡王克附近,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市的出土是另一个重大收获,这是一座早在公元前6000年时就建好的城市。出土工作从1958年开始,英国人詹姆斯·梅拉特主持。在此之前,另一座远古时期的城镇,被凯思林·凯尼恩等人在杰里柯古迹的地区挖了出来。它的具体年代是何时,到底应该看做古城还是看做镇,还有待于研究。这些已不属于考古学的事,而应由搞文化史的社会学家去回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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