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令人灰心的战争，使许多人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承担将公众意愿转化为公众政策的责任，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工具，也肯定不是惟一的合法工具，就其实际所提供的众多社会物资而言，与社会企业家们的民营部门相比，政府通常更缺乏创造力。
此外，面对高度集中的企业集团势力，各国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三百多个跨国大企业控制着世界财产的25％。○30）。政府通常没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去保护环境，保证像样的劳动条件，还有那个最近显现的问题，即它们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完整性。○31 “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为了吸引投资，为了大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增长而竞争。政客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资金与他们的对手竞争，以赢得选民，” 剑桥大学国际企业中心的副主任诺里娜？赫兹在她的著作《无声的接管》（The Silent Takeover。又译《当企业并购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中评论说：“事实上，大企业开始以其财势给全世界的政客们制定规矩，哪些事允许做，哪些事是不允许做的。” ○32 赫兹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决策精英们的短期利益有悖于社会的长期利益时，问题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很容易使人灰心沮丧。然而，有一个部门能够提供领导力、能力和创造力来帮助纠正这个问题，这就是民营部门。“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对新的需求与机会的反应速度，比各国政府要迅速，”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T？马修斯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一书中写道。“而且，在解决那些缓慢地生成，并通过其对个体影响的累加作用而影响社会的问题时，它们比政府要更有效。” ○33○35
在全世界，社会企业家们正在展示，以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弊病，树立新的模式来创造财富，促进繁荣，并且，修复环境。民营部门正在引人注目地领导着推动自由市场与政治体系改革的力量。那个起名不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并非反全球化，而是由民间人士发明的一个策略，旨在将他们的政府拱手让给大企业的一些权利重新夺回来。
就目前来说，那些没能从政治领袖那里获得灵感的公民们，可能参选并不积极，但是他们正在以一些直接的方式去实现许多需要。今天，那些寻求有意义的工作的个人，经常会选择去建立、参加、倡导、或支持那些比传统的社会机构更富有创造力，更为敏感，运作也更为卓越的组织。
在本书的报道中有着个性化的一面。书中写到的这些人怀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愿望：以可以带来保障，认同，意义，并且具有乐趣的方式去运用他们的才能。近年来已经产生的变化是，民营部门已经可以满足此类需求：将你所关心的，你善于做的，和你喜欢做的协调起来——每一天都如此——并且使之产生真正的影响。
当然，并非人人都可以是或者都想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就如同并非人人都想创办企业一样。但是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参与到这个新的部门中来。它正在如此迅速地在众多方向成长壮大起来，从而向具有各种兴趣与技能的人们敞开了许多机会之门。民营部门亟需好的经理人，市场人才，金融专家，公关代理人，计算机程序员，作家，销售人员，艺术家，会计师，电影制作者，等等。根据各组织的使命，它们也会需要记者，农学家，化学家，教师，医生，律师，生物学家，建筑学家，作曲家，工程师，机械师，出版商，城市规划师，心理学家，等等。而且，商业企业也越来越需要那些对于企业的社会与环境纬度有意识的雇员和经理，他们能够发现与这“另一个” 部门—— 社会企业家的部门——进行协作的机会。
不要忘记，这些变化都是新近才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仅仅在二十年前，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民营部门都还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企业家们遭遇到异常严厉的政治限制，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一点点体系规模的援助，也没有任何网络可以去寻求经济援助、信息或是鼓励。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在自己家里都要面对强烈的反对。甚至在民营部门已有久远历史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不久以前，还很少有人能想象他们会在这个部门中谋求职业生涯。现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想去民营部门谋求事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的确，对于任何曾说过“这不行”，或是“我们能做得更好！” 的人们，对于任何有挑战现状、改革现行体系的冲动，或是想去行使一点社会企业家的“创造性的破坏力” 的人们来说，这是有利的时机。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1）
所有的变革都开始于一种远见和一个付诸行动的决策。1978年，美国环保署的助理署长，一个名为彼尔？德雷顿的美国人，决定要建立一个组织，去支持全世界顶尖的社会企业家们。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15年了。
德雷顿的想法是，在全球范围去寻找那些既拥有改变社会的新鲜想法，又具有社会企业家的能力与强大道德力量的个人。
德雷顿当时35岁。他要寻找的是那样的一种人——他们拥有令人折服的远见，创造力，精力，与大规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他们，用他的话说，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他认为，一个可能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最有杠杆效力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发现这些野外的奇葩，并帮助它们成长起来的组织。那将是他本人为加速全球的发展与民主化所能做到的惟一最有效的事。为此目的，德雷顿像个现代探险家一样出发了，在全球的社会领域中勘探，寻找那些最有才能的变革家。
今天，他建立的那个组织——阿育王（Ashoka），为公众服务的改革者——在亚洲、非洲美洲和中欧的46个国家运作，援助了1400名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直接资助将近四千万美元，分析他们的策略，提供“专业”服务，并且——凭借阿育王善于精选的盛名——为这些社会企业家的事业增添信誉。
阿育王的运作有点像风险投资基金，它从规模尚小而定位准确的投资中寻求高效益。不过，它所寻求的回报并不是利润，而是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照顾高危儿童等领域的进步。○1
和彼尔？德雷顿一样，阿育王是一个身材削瘦，体重不足，但出拳有力的组织。它的120名工作人员掌控着一个全球的网络，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提名人和支持者，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那些能够造成重大而积极的制度变革的人选：那些将成为“其领域的参照”的人，他们将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建立或改变一些模式。”
本书记述了其中一些人的努力。它讲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一些卓越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阿育王的网络发现），还讲述了另一些人，像弗兰西斯？南丁格尔和詹姆斯？P？格兰特的故事，他们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理想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鲜活着。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对社会企业家进行鉴定和援助，但我选择了阿育王，将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追溯社会企业家的兴起。因为，阿育王是惟一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始终在全球水平对这一现象保持积极关注的组织。此外，在对那些树立模式的革新者们在其生涯早期即加以识别方面，阿育王的“寻找与精选”程序，仍是我迄今所见到过的最严密的体系。在这些枝干繁多的故事中，彼尔？德雷顿就像网中央的那个蜘蛛。所以，我们从他开始是很合适的。
彼尔？德雷顿像是那种你在周六晚上在图书馆可能会碰见的人。他异常削瘦，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穿着皮便鞋。他的头发软塌塌的，皮肤有点苍白，领带总是歪打着。然而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激情，似乎总是对于世界感到无穷无尽的兴趣，那使人联想起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不过这一特点被他颇为保守的举止抵消了。德雷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作派。他向人致意时总是殷勤地躹上一个七十五度的躬。为人引路时，他则像一个男管家那样伸直了手臂。他仿佛生来就从不第一个进门。而且他说话的语调柔和，耐心，那是他的父母教给他的，大声说话意味着你要说的话并不是那么重要。
听德雷顿说话，你会感觉碰上了一个很有魔力的秘密，或者用他的一个朋友，玛乔丽？本顿的话说，就像偶尔发现了“路面隙缝中的一朵兰花。” 他具有惊人的才智和不可思议的汲取信息的能力。他仿佛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毫无觉察，而经常是习惯于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会同样知晓诸如孔雀王朝的兴起与衰亡，那加兰邦的社会动荡，或是导致产生英国大宪章的社会条件这类事情。但他其实十分谦虚。他可能在谈话时会像提到乔治？布什那样平平常常地提起，比如说，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但他那样做时毫无做作的炫耀。产生的效果是，他不会使你自惭于所受的教育不够，而是有一种想要去自己挖掘历史书的冲动。
德雷顿做过律师、管理顾问、政府官员，但是在过去25年中，他主要的精力用于在全世界旅行，寻找那些致力于构建系统的社会变革者。在这过程中，他和这些人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详尽的谈话，他把掌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的进展，搞清楚哪些行得通而哪些行不通（他用小笔记本和一个微型录音机作记录），始终当作最为重要的事情。
德雷顿在耶鲁管理学院教书的朋友泰德？马默，回忆起德雷顿的一个大学教授多年以前对他的评论：“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伙子。看上去一股风就能把他刮跑——但是他有约伯的意志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脑。” 马默加上了他自己对德雷顿的评价：“这个纤弱，小心自控的，穿蓝色套装的家伙有着巨大的威力，同时又有一种精明，他对于众多机构与这个世界运作真正方式了如指掌。”
我第一次见到德雷顿是在1996年，那是在我的一本有关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2 的书出版几个月以后。我的一个在阿育王工作的朋友了解我写作的兴趣，建议我会见一下德雷顿。
格莱珉银行创始并推广了一种方法体系，向个体自营者和世界上最穷苦的人们提供免担保抵押的小额贷款。○3这个银行是由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于1976年创办的，到了2002年，它已将35亿美元贷给了240万孟加拉村民，其中94％为妇女。用格莱珉的流动资本贷款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使成百上千万的村民们能更好地供养他们的家庭，建起有锡顶的房子（使他们在雨季免遭屋顶漏雨之苦），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并且能为养老有所积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尤努斯证实了格莱珉“微贷”模式可以大规模帮助贫苦家庭战胜贫困。他主导了一个全球运动——“微贷革命”——这一运动在国际开发中制造出一系列的变化。到了2002年，超过2500个微贷规划正在惠及世界上最贫穷的4106万个家庭。○4
在我的书中，我将重点放在三个问题上：格莱珉银行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运作？这个微贷规划的理念是如何在全世界传播的？
我发现，尤努斯毫无间断地工作了二十年，去开发格莱珉借贷体系，将其理想推广并制度化。无数的人们为微贷的成功贡献了力量——干练的工作人员，开明的捐助者，有勇气的借贷者——还有许多独立于格莱珉银行的组织，对同一理念进行了探索。但是，如果没有尤努斯的远见，执著追求，说服力与能力，微贷不太可能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重大运动。
我在那本书中所做的结论是，如果社会想看到更多这类改革，它们就得给穆罕默德？尤努斯这样的社会企业家输送更大的支持。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正是彼尔？德雷顿一直在做，已经作了15年的事。
在1977年加入美国环保署（EPA）之前，德雷顿上过哈佛商学院，在牛津大学学过经济学，在耶鲁法学院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在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工作了5年。他选择了经济，法律和管理专业，是因为他把它们都看作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关键工具。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2）
为了启动阿育王，他召集了一些他相信兼有价值观与技能，从而能够对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做出贡献的同事。
“有一天彼尔打来了电话说，‘我想建立这个组织，你愿加入理事会吗？’” 德雷顿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时的一个同事朱利安？菲利普斯回忆说。他曾在秘鲁做过和平团队的志愿者，还在加州的杰瑞？布朗任下做过卫生厅的副厅长。
“说人权运动能够对社会变革产生很大影响，我对这个观点持有一种近乎左派——但不是社会主义——的看法，” 菲利普斯回忆说，“在和平队时，我几乎不知道社会企业家是什么，觉得那充其量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时我有些犹豫。彼尔说，‘暂时还不会占用很多时间，我现在只需要在公司注册的文件上先列上一些名字，我们回头再谈可能会牵涉到什么。’”
德雷顿把另外几位同事也列在名单上，多年来，他一直在和他们讨论那一理想。他们是：来自孟买的阿肖克？阿德瓦尼，他是德雷顿在牛津的同学，创办了最前卫的商业新闻杂志《印度商业》；阿努帕姆？普里，也是他的牛津同窗，在麦肯锡做公共事务时曾涉足保健、教育与福利等方面的业务；史蒂文？哈德里，他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曾在海军服役，并曾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就职于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还有他在环保署的同事，彼尔？卡特，他是中国研究专业的博士，在印尼工作多年。○5
为了给他的组织起名，德雷顿冥思苦想。“我认为它不应该从属于任何一个宗族或团体，这就排除了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任何语言来起名字。” 他回忆说。“我坚信欧洲与美国狭隘的地方观念主义是障眼并且有害的。我也从没想过会去造出一个像埃克森或柯达那样的毫无意义的词。于是解决办法看来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给它命名。”
他有四个英雄人物：托马斯？杰弗逊；穆汉达斯？甘地；欧共体的设计师让？莫内；还有印度皇帝阿育王，他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南亚的大部分疆土，并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德雷顿认为，阿育王是历史上最宽容，最有全球性的眼界胸怀，最有创造力的领袖之一。
他选择了“阿育王：为公众服务的革新者”这个名字。（在梵语中，Ashoka的意思是，“远离悲伤。” ）德雷顿选择用一棵橡树来作为这个组织的标识图案。橡树不仅坚韧，能抵御干旱，而且植根深远，是一种“延伸广阔的奇妙树木”，它的巨大的树荫伞盖之下，经常被用作村民集会的地点。它还使德雷顿想起了那个谚语：“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
在1978年和1979年的圣诞节日期间，德雷顿和他的同事们去印度、印尼和委内瑞拉旅行，考察如何能制定出一个规划，去发现那些仍然默默无闻的社会企业家，并且预见其中哪些在未来几十年最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为了实地测试他们的想法，他们选取了三个规模不同、文化迥异的国家。） 德雷顿很想知道：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很高可靠性的体制，它能够把那些顶尖的具有制度变革理想的社会企业家，在其未被证实的萌芽期就辨认出来。这可能做到吗？
在两周的时间内，德雷顿和他的小组会见了六七十人。“我们每天的安排都是，早餐时见个什么人，上午再见两个人，推迟的午餐上见一个人，下午茶点时见几个，然后又是晚餐会。” 德雷顿回忆说。“我们做事时很系统。我们会去见任何一个在社会公益革新举动方面具有声誉的人。而且我们不断地追问同样一些问题：在你的领域，有哪些民间人士造成了一些使你真正做出了响应的重要变革？它是如何运作的？那是新的变革吗？我们在哪儿能找到这个人呢？然后我们就去见那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于是得到更多的人名。我们会把每一个人名都写到一个三乘五的卡片上，几个星期过去，我们就有了许多这样的卡片。最终，我们分辨出，在各个不同领域里有哪些人，有何作为。”
早期的一个担心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