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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如何做的呢？
甘地于1930年组织的盐长征也许是他的行动策略的最伟大的范例。长征行动表面上的目的是抗议盐税，抗议禁止印度人自己造盐的英国法律。那个计划是，甘地步行241英里，走到海边，捡起一些天然盐粒——是非法行为——于是，英国人就会逮捕他。甘地深知，自从莫卧儿时代（Mogules时代，1526…1761年）盐税制就一直被人民痛恨。○2
“当你想像他当时所做的事时，真会震惊得毛发倒竖，” 德雷顿接着解释道。“当时新闻界要做报道也是非法的。但是，他步行前往海边，于是，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一天比一天酝酿起更强烈的戏剧性。结果是，英国人当然逮捕了他，随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潮水般的人群（有六万多人）由于这简单的造盐举动被捕。在孟买海边的盐滩上，如潮水般涌上来的国大党工人们，遭到了带有金属包头和铰链的棍棒劈头盖脑的毒打。你几乎可以听到棍棒打在国大党工人毫无防护的肉体上发出的闷响。他们倒在地上，另一批国大党工人抬着担架上来，妇女们帮忙照顾伤者。然后又一波人潮涌上来。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自我控制，展示力量与非暴力的抗议活动。它用道德的力量，与英国，与这个世界进行对抗。这是使印度人摆脱卑下感的整个过程的一环。摆脱卑下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自身高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全球的道德标准，但是从历史上讲，特别符合印度社会的特色。他当然也是在提醒英国，这种道德标准，也是你们作为立法者所信仰的东西，现在，请根据你们的信仰行事。”
高中毕业以后，德雷顿进了哈佛。他仍然边缘地介入民权运动，组织满载学生的公共汽车队，举着标语牌，到马里兰一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企业前示威。
随着他对印度的兴趣加深，从公元前269年到公元前232年统治印度的阿育王把他迷住了。
在他执政的早期，阿育王经历了一种惊人的转变。通过战争扩大了他的帝国版图并统一了大部分印度次大陆领土之后，他突然开始深刻忏悔。他放弃了武力征服，并终其有生之年宣扬非暴力、善待奴仆与动物、宽容所有生灵的价值观念。○3
在德雷顿看来，使阿育王区别于其他历史著名人物的，又是他的“如何去做” 。阿育王建立了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大规模的公仆阶级。他们修建起了印度的大干道，那是从阿富汗延伸到西孟加拉的一条古代的旅行者路线，沿途建有水棚，客栈，种植的叶冠荫荫的树木绵延一路供旅人遮阳。他们为人和动物修建医院。他们推行的“工作者有其食”的规划，正是今天工作福利制的精神，而他们的那些土地安置规划可以与以色列的集体农场（Kibbutzim）相比。
阿育王还是一个胸怀全球的领袖，他促进远程贸易，并且派大使到其他帝国去。他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事实上，证明佛教存在的最古老的惟一的证据，是阿育王的题词。○4虽然阿育王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他容许其他教派存在，并在他的整个帝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他是一个实干的创造者，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可以和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相比。” 德雷顿评论说，“他使那个大陆帝国的经济力量得以展现，并将此力量用于社会。”
在哈佛，德雷顿建立了一个一周一次的聚会，他为之起名为阿育王餐桌，邀请政府、工会、企业和教堂长老等——“管实事的人们”——来出席不纪录在案的晚餐会，其间，大学生们有机会去得知“事情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1963年夏天，时年20岁的德雷顿终于实现了他的印度之旅。动身之前，他向许多印度专家寻求咨询，其中包括美国人权领袖巴亚德？拉斯廷，他在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中，曾是马丁？路德？金在甘地的“非暴力”方面的顾问。
拉斯廷介绍德雷顿认识了印度重要的政治人物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纳拉扬又转过来介绍他认识以“活圣人” 闻名的社会改革家维诺巴？巴维，○5 巴维是甘地最重要的门徒之一。甘地1948年被刺杀之后，巴维继续寻求促进非暴力与自力更生的方法，他选择了将重点放在土地改革上。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4）
巴维不相信政府能和平地完成土地改革。在他看来，改变人们的心地才是方法所在。于是，在1951年，他发动了他的土地赠予运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村庄赠予运动。虽然巴维当时55岁了，并且患有疟疾和胃溃疡，但他开始在全印度徒步行走，每天走10到12英里，向村民们传播关于非暴力运动，并且恳请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交给一个合作拥有的机构，用来帮助没有土地的穷人与“贱民”——印度穷人中最贫穷的人。
到1960年，巴维的努力导致了700万英亩土地资源的的重新分配，比麻省，特拉华和罗德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
德雷顿到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加入到巴维的宿营地，参与了几周时间。每天早晨，巴维和他的团队，15到30个“建设者”凌晨两点半出发。行走几个小时后，他们停下来，默默地观看日出。对于德雷顿来说，像这样在凉爽的早晨行走几个小时是“十分神奇的。”
然后巴维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前往预定村落。当他们接近时，德雷顿看到许许多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巴维走进村子，当地的首脑把他领到一个棕榈枝搭成的拱门下面，将“村落之光”递交给他（一种致敬仪式）。然后巴维会主持一个只为孩子们的默祷仪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能听见，” 德雷顿回忆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成千上万——如此的协调一致。”
然后巴维的志愿者们分成几组，和当地人协商“村庄赠予”的事。
在炎热的下午，一起坐在一张小床或沙发上，德雷顿会向巴维请教有关非暴力的问题。“维诺巴对我非常耐心，根据我的理解能力调整他的回答。” 他回忆说。
显然，巴维是一个深奥缜密的思想家。他能够像任何华府中人那样精明，而他骨子里仍是个谦卑的人，对于村民们对他的崇敬有些承受不起。“他身上有一种威力，” 德雷顿说，其实他对“威力” 那个词并不是感到完全满意。“他不仅是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解放者，而且是一个心灵的解放者。他知道，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伸出手去帮助人们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做出英雄主义的人生决定。如同所有优秀的领导人一样，他使人们感到自己比原先高大，而不是更渺小。我离开时，带着对他的极大敬意。我了解他的理性分析的智慧，我把他看作一个活圣人。”
“今天，我可能会把他看作一个社会企业家。”
随着德雷顿对甘地，金，阿育王和巴维的兴趣不断加深，他很快又受到了另一种影响。作为哈佛的一名本科生，他上了戴维？C？麦克里兰的课。麦克里兰刚刚出版了他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成就的社会》，其中对社会企业家在动机方面的特质进行了探索。
麦克里兰是一名心理学家，他对人类三种最主要的动机做了定义——对权力的需要，对从属关系的需要，以及对成就的需要，他还创造了一些方法来衡量这些动机。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对成就的需要，他发现，这一需要与社会企业家相互依存。
麦克里兰发现，那些对于成就有很高需求的人，会较少地受到其他人关于行为、思想及信仰等建议的影响。他们“总是根据长期的目标而行动，甚至当那意味着要放弃眼前的快乐时。”○6 他们不那么墨守成规，也不那么在乎大众的认可。在涉及一些问题时，最能影响他们的就是事实。他们更愿意听专家的而非朋友的意见○7。他们并非赌徒，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在搏概率上保守，在搏技艺上大胆，在后者上，他们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麦克里兰注意到，在别人把社会企业家看作冒险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那样认为。通常，他们只有在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的成功可能性，而关键成功要素系于他们自身的技能的情况下，才接受挑战。○8 而且，与一般的推测相反的是，麦克里兰断言，社会企业家的主要动机是成就感，而不是金钱。利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使社会企业家得以“清楚地认知” 他或她的能力。○9 但是社会企业家真正的满足，来自于能够使世界以他或她所愿望的特定方式发展。
从诸多如上理论中，德雷顿对自己有了认识。
从哈佛毕业以后，德雷顿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公共金融和历史，之后他上了耶鲁法学院。在那儿，他建立起了耶鲁司法服务，该项目帮大学生们与六个州的立法者们建立联系，并帮助立法者们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在其巅峰时期，法学院的三分之一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德雷顿在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母亲琼因癌症突然过世；他那如同第二个父亲一样的桑顿表哥心脏病发作，几乎失去交流能力；而且，在1969年初，德雷顿不得不断绝了他和一个捷克女子的8年的关系，他是1960年去东欧旅行时认识她的。（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德雷顿认为，如果他继续和那个女子和她的家人保持联系，将会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德雷顿应对这些不幸的方式是，将他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他最能控制的地方：他的工作。
“我把那些都埋葬了，” 他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再想了。”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他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他说，“去了解体制如何运作” ），在休假时去斯坦福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教书。作为一名管理顾问，德雷顿将重点放在诸如住房、失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类公共问题上。他领导了一个小组，改造了康涅狄格的环保实施体制，解除了对造成污染者有利的搁置诉讼条例——那是强制执行的主要障碍（其中有一些做法后来被纳入美国的环保法规）。
“德雷顿做每一件事，都试图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将他招募进麦肯锡公司的卡特？贝尔斯说，“他教会了我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方法，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德雷顿在康涅狄格取得的成就，加上他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他参与了几次竞选工作——使他在1977年得到了环保署助理署长的任命。这时，他开始推行“气层”。
当我请德雷顿向我解释“气层” 时，他说首先他得提供一点有关污染法规的背景知识。“想像一家工厂，一个汽车厂，” 他开始解释，“它排放微粒和碳氢化合物，都是首要的空气污染物，坏东西。在那个工厂中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工序释放空气污染物：喷漆车间，脱脂操作，等等。法规体系的管理方式是：喷漆车间、脱脂操作和其他98个释放碳氢化合物的每道工序，都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控制污染的规则程序，而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规则程序，都涉及长时间的行政过程：提议、评论、修改，等等。
“典型的状况是，有一种规则可能适用于全行业的喷漆操作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正在按照不同的时间表为脱脂工序制定规则——它也是对付碳氢化合物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一种不同的工艺上。
“结果就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规则针对同一工厂中的一百个不同的工序制定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并没有彼此加以参照。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5）
“于是，为了去除一磅污染空气的碳氢化合物，一个工序与另一个工序所需的花费大不相同。花费相差一百倍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工序中要花费一百元，在另一个工序中可能只需花费一元。
“显然，如果你允许那家工厂做出相反的选择，允许他们更多地使用“一元”方法，而停止使用“一百元”方案，他们就可以节省好多的钱。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激励。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降低所有减少污染的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降低政治上的阻力，还意味着，可以消除在行使法规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诸多不正常的案例，诸如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的案例。”
气层是使之成为可行的框架。最基本的想法是，想像有一个笼罩在工厂之上的气层。在气层范围之内，工程师必须根据法规限制废气排放总量。然而，他们可以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在其内部污染源之间进行调节抵消，只要最终达到政府要求的清洁标准就行。省下的钱都归他们自己。
气层并非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就其益处已经争论多年了，但争论一直停留在理论上。○101977年，当33岁的德雷顿到环保署就职时，他使它成为现实。“我来到环保署时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环境是建立在一个政治上有缺陷而且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的，”他解释说，“我在俄亥俄、康涅狄格和纽约市都经历过‘环境反应’，这些地区都是在采取守势而而缺乏强有力的推进。如果在基础的政治平衡上不能有所改变，而减少污染的成本不断增加的话，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将是，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的威胁。”
根据德雷顿的看法，要改变政治动态的关键是，使企业认识到，与污染做斗争，比与环保署做斗争更有吸引力。方法之一是，给工厂的管理者与工程师——他们处于开发新的控制污染技术的一线位置——提供经济上的诱因。“前气层”的管理制度不仅没有制造这样的诱因，还制造了负面的诱因。“工业企业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污染，因为，根据法规，他们就得掏钱去实施它。” 德雷顿解释说。
气层不必局限于一家工厂。根据污染性物质的自然沉降分布，一个气层可以包含一个州、一个国家，甚或是全世界的所有工厂。温室效应需要在全球水平加以控制，因之需要一种体制，来鼓励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寻找减少温室气体的机会：比如说，允许俄亥俄的一个公司去清理加尔各答的一个烟气弥漫的工厂，或是保护洪都拉斯的一个森林来作为交换，而不必在俄亥俄老家去做一件可能要花费十倍而意义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德雷顿相信，这一体制，是可以使得市场按其规律自由运作的坚实框架。
实施气层规划牵涉到许多障碍。首先，必须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许多环保主义者断然反对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公共政策的目的。强硬派认为政府不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的花费。○11 环保署的做空气污染规划的许多人，都把气层看作对大企业的一种屈服。一些执法人员则认为它对预算是一种威胁。然而，在1979年，气层与污染贸易被纳入美国的环保政策。布赖恩？J？库克在其《官僚政治与制度改革：环保署与排放物交易》一书中，编年记述了这场战役，详细评述了德雷顿如何通过他的执著与顽强精神，招募同盟者的能力，对细节的出色把握，使气层规划获得了胜利，终于将其纳入机构体系，改变了环保署的运作方式，使他“不可撼动的” 理想获得了一个立足点。○12
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德雷顿离开了环保署。那年8月，参院环境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共和党官员，和环保署人事部门的一位雇员，在私下通报他，里根政府计划毁掉环保署。
里根政府已经提出，在20个月的时间里将环保署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二，里根任命的新的环保署长安妮？戈萨奇还计划进行人事变动，将环保署80％的雇员解雇，降级，降职，或者调任，这将毁掉该机构卓有成效的经验与关系的网络。○13 这些细节都埋藏在那位参议员洩露给德雷顿的一份3000页的预算计划，和德雷顿从人事部门掌握的成箱的档案中。
德雷顿曾在环保署掌管计划，当过预算总管，他理解里根政府计划的含义。“他们是要从根本上拆毁关键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政策方面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机构。这是很聪明的反击。如果你没有机构来行使政策法规的话，政策法规也就没有意义了。”